B体育-黑山王冠棋局难抉择，小组出局形势地日益严峻
访故地·新民
前尘已逝 高张犹在
2017年8月1日、8月22日、8月23日，报道组三赴新民。
我B体育们基本上是围绕老梯当年活动的义勇军故地展开采访的。有趣的是大红旗（当时叫白旗堡），它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的大本营，但老梯在此地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年长的，说起老梯滔滔不绝黑山王冠棋局难抉择，小组出局形势地日益严峻；年轻的，提老梯也能说上几句。甚至，接受采访的老人居然只知老梯而不知耿继周。据史料称，高鹏振绿林报号老梯子，可新民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还是习惯叫他为老梯。这样的称呼亲切而自然，如在叨咕自己的一个家人。我们入乡随俗，也称呼起老梯了。
老梯率领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前身为“镇北军”），是中国第一个举旗的东北民众抗日队伍，是14年抗战初期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先行者，是东北男儿“三十万人不解甲”最早的影像。作为这支义勇军的领导者，从富家子弟到基督教徒，到镖师，再到第一支义勇军创建者，无论生存环境有多艰难都心许家国、矢志抗日，最后以身殉国，老梯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而他的搭档、军师张永兴，同样是一个伟大的传奇。仅从他用过的名字就知道其经历之丰富。张永兴，原名张新生，曾化名王立川、张裕国、波波夫、张惠民。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心怀“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势力”的理想而投奔老梯时，用的名字是王立川；1932年年初，他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调派离开老梯的部队，回到北平，于当年撰写了《血战归来》这篇反映首支抗日义勇军事迹的长篇纪实文章，1933年在江西瑞金的《新中华》半月刊连续刊发，用的名字还是王立川；1932年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河北省委）时，恢复张永兴的名字；1934年4月，受由左尔格（有“二战谍王”之称）组建的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派遣，潜伏于齐齐哈尔，组建地下军事情报站，到1937年1月5日被日寇杀害，他用的名字是张惠民。爱国学生，基督教徒，反帝组织者，国民党党员，抗日义勇军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国际齐齐哈尔情报站站长，抗日烈士，张永兴几乎在无缝链接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抉择与升华。
遥想前尘，高、张往事渐渐“鲜活”起来。我们写张永兴，既有他本身经历的缘故，也因他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和“最鲜活”的记录者——他描述的义勇军和老梯是“最鲜活”的，一篇《血战归来》也成为田汉所接触的众多创作素材中激情一笔。他和老梯的故事也成为新民当地文学创作的丰厚资源。新民市文化馆老馆长李连俊先生的小说《悍匪》，主角是老梯，也有张永兴。祝爱光先生1991年出版的小说《潢南旧事》便是以1925年-1935年东北地区十年政治风云为大背景，在里面老梯也是重要人物。遗憾的是，老先生已过世，若在他生前能见一面，必能挖出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他于1924年出生，本身便是那段烽火岁月的见证者。幸好，他以文学的形式留下了《潢南旧事》。
在查证史料和实地寻访过程中，报道组始终有个疑问：老梯为什么在新民姚堡的沙岭岗子首举义旗而不是在他的家乡黑山朝北营子黑山王冠棋局难抉择，小组出局形势地日益严峻？而且，此地始终是他活动的中心点位。站在举旗的红岭村唐家大院旧址，唐恩举、唐恩乙两位80多岁老人说：“老梯有亲戚在沙岭岗子，还有朋友支持。”这算是一个答案。按常理核计，大概很少有人愿在家门建“匪窝”。是否有这样的考虑？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
老梯往事·1
杨扒皮追七个县 老梯跑了八个县
在新民市姚堡乡红岭村，84岁的唐恩举老人说：“老梯到哪，哪就有朋友。杨扒皮追了七个县，老梯跑了八个县。”他说到最多的是，老梯朋友多、讲仁义，不抢老百姓。这一点几乎成了新民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的共识。
在本文，我们主要讲述老梯早期的三件往事。
被逼上梁山
在武国禄的《风雨沧桑话国歌》（未刊书稿）中，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素材之二——辽西义勇军抗战”章节，对老梯有如下讲述：
高鹏振，又名高青山（编者注：也有资料说是高德山），字云翔，辽宁省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人，1897年出生。其父高品仲曾当过多年庄头，家有土地三四百亩、房屋30余间，兼有两处商号，一是“成发和”（杂货店），二是“成发染”（染布店）。家庭人口众多，高鹏振兄弟三人，大哥高鹏阁早年病故，遗下妻子和一儿一女，儿子叫高永昌（曾任高鹏振所部义勇军团长，后被日军杀害）；高鹏振排行老二，妻子已故，剩下一儿一女，儿子叫高永魁（后改名叫张汝，曾任黑山县二高中语文教师），女儿叫小焕；三弟高鹏起，曾任彰武铁路警察，后被日军杀害。
高鹏振在少年时曾学过武术，在新民文会中学毕业，考入奉天萃文书院（编者注：经查证，应为奉天文会书院。沈阳有文会街，便因它得名）学习。读二年级时，他被父亲多次写信催回家守业。
民国初年，盗贼四起，民不聊生，加之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危害于民。高鹏振能文善武，被乡民推选为首领，拥有百余人，一时地方安宁，受到百姓拥戴。民国11年间，地方官绅互相交往，走私贩毒（大烟），以便大发其财。高鹏振除坐地保安外，还兼做保镖，往来于奉天、热河、开鲁、通辽、郑家屯、四平等地，结识了黑山县芳山镇人、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彰武县公安局长王恕及通辽、开鲁一带几家蒙古王公。高鹏振豪侠尚义，豁达大度，挥金如土，骑射娴熟，长于辞令，往来官绅之门，广交朋友。一次，高鹏振从开鲁为张海鹏（编者注：后为汉奸，曾受命于日军劝降老梯）运私归来，打了三只狐狸、五只山鸡。他们行至阜新县泡子街，遇见东北军第二混成旅的一个营长。营长看见马上驮的狐狸，起初是要，见不同意就要用钱买。高鹏振不肯，说是送给孙督军和张海鹏的。营长不悦，说：“不管黑山王冠棋局难抉择，小组出局形势地日益严峻你是送给谁的，老子就要！别拿大屁股压人，我相中了就得给我！”互相争吵起来，营长强抢狐狸和大烟土（二百两），并将高鹏振一行13人扣押在杨家大院内，第二天释放时交还了枪支马匹，但狐狸和大烟土被没收。高鹏振再三索取无果，最后动起武来，当场将官兵击毙九人，营长负伤。那营长后来侦知高鹏振的家乡，将高家抄了，幸亏他的父母兄嫂妻儿等人闻讯避祸，才幸免于难。
除“营长抢镖”，他还遇上被官兵劫马的事。这两件事最终官逼民反，使老梯走上绿林道。他效仿梁山好汉，结纳诸多豪杰，待人宽厚，深得人心。辽西、热河一带“绺子”（土匪）纷纷归附，并推老梯任总瓢把（总头领）。他的绿林名号“老梯子”由此叫开。
“杨扒皮”与“扒羊皮”
老梯投身绿林后，渐有“仁义胡子”之称。其间，他与驻防新立屯的东北军团长杨德新（外号杨扒皮）发生冲突。杨扒皮清剿另一伙“绺子”，俘获7人、击毙5人，并将两名俘虏带回驻地。受人所托，老梯派说客与杨扒皮通融。杨不应，将说客枭首示众。老梯怒，亲率五人潜入新立屯，掳走马弁二人，要在新民县柳河沟与杨走马换将。杨扒皮也怒，亲率全团人马，要活捉老梯。老梯给杨送信，说“我叫扒羊皮，和黑山王冠棋局难抉择，小组出局形势地日益严峻你斗到底”。值当年八月中秋，杨扒皮将老梯包围在柳河西岸。此役官兵被打死27人，而老梯部属仅一死一伤。战后，老梯快马逃走。杨扒皮追了七个县，老梯跑了八个县。杨扒皮返回新立屯后，到朝北营子抄了高鹏振的家。杨扒皮与老梯的冲突，后经新立屯立德堂东家和张海鹏四子说和才了事。老梯到沈阳治伤，将队伍交由盟弟包铁山率领。
这便是唐恩举老人说的典故：“杨扒皮追了七个县，老梯跑了八个县。”故事在乡间盛传，流传至今。乡人认为，这是老梯长于辞令、广交朋友的结果。
老梯养伤在沈阳
老梯在沈阳养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
有关老梯的两件事散见于历史资料和专著论文中。
第一件事，是武国禄在《风雨沧桑话国歌》（未刊书稿）中提到的——
1931年9月中旬，高鹏振在盛京施医院（盛京医院的前身）养伤，有一天领朋友到北市场去吃饭，结账时却发现已有人替他付钱了。结账的是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就坐在二楼。他把高鹏振找到僻静处，对高鹏振说：“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关东军情报机关的掌握中。我们与贵国政府有怨，就差没有太大的理由而引起事端，就像炸药包没有导火索。”日本特务又小声说：“你叫几位弟兄扮成铁路工人，将南满铁路扒毁一段，然后往北大营方向跑。我们不会让你白干，这个（大烟土）和金票一万块当做酬谢。”高鹏振明白，日本人是想借他制造中日事端。他本想一口回绝，但发现楼下已布满日本浪人，他和几位兄弟恐难脱身。于是，他将计就计：“明天下午还在这里会面，钱我先拿走一半，剩下的完事再算。”这天夜里，高鹏振与弟兄们化妆转移，躲进了文官屯附近老陈家……
相似的内容，报道组在其他史料里也曾看到。
第二件事是，有研究者指出老梯在沈阳养伤时就有抗日之举。这一说法的出处是2016年第6期《党史纵横》刊发的一篇文章《高鹏振，东北民众最早奋起抗战的人》(作者李明、李新月)。该文依据是一本名为《军事杂志》的旧杂志。《军事杂志》由国民党元老林森题写刊名，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刊物。这份杂志第56期(出版时间为1933年)“战争史料·抗日血史”栏下文章《高鹏振血战倭敌》记载：“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击死日兵3人，得大枪12支、手枪9支、子弹2000发，送到新民柳河沟一带，召集旧部，迨有3000余人……”这个说法应有一定的可信度，提到的“新民柳河沟一带”也算靠谱，老梯举旗的地点沙岭岗子离柳河沟很近。
老梯往事·2
有关“五台子大捷”的记忆
走访新民金五台子前，有必要将“五台子大捷”脉络梳理一下。
先是一个意外，燃起救国军的怒火。按时间推测，这个意外应该在1931年12月中下旬。当时，部队驻扎在腰高台子，救国军第四团团长路子然带着4个兄弟到新民县城办事。此时，日伪方面正在拉拢老梯，老梯也虚与委蛇。可他们在距城五里的一个路口，被十几个日本兵拦住，即使拿出“护照”也不行。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后，他们被日兵用刺刀一一刺死。团长路子然命大，在日本兵走后苏醒过来。他胸部被刺4刀，忍痛前行，遇一个兄弟，才被送新民县医院医治。
路子然伤势渐好，救国军从腰高台子移师黑山的朝北营子，决定在歪脖山前为新民城外遇难的烈士开追悼会。而日本宪兵司令部派来“联络打锦州”的4名日本兵（其中一人叫山崎越兆，大尉），被剖心献祭。追悼会上，救国军总司令高鹏振训话并宣读祭文。路子然为死难的兄弟大哭一场。全场情绪高涨，均欲杀日本鬼子而甘心。
追悼会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的耿继周、第五路的潘士贤都派人来联络。“其实，当时大家都是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一样没有办法的时候。靠政府呢，没有多少力量接济；靠地方呢，地方已穷困得不成样子。”这是张永兴对义勇军当时处境的描述。于是，有个叫华子扬的谋士提议：向阜新一个抗日的蒙古王公借钱借枪。对该提议，耿继周、潘士贤也同意。三路兵马合在一处，集结三千人马，由高鹏振前头带领，于一天晚上7时向阜新县出发。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说法不一。这“一天”可根据五台子大捷的时间推算而出，而问题是五台子大捷的时间并不确定。关于五台子大捷的时间，《风雨沧桑话国歌》说是1932年1月11日，《沈阳文史资料》第23辑《铁蹄声声震敌胆——记沈阳抗日绿林豪杰高鹏振》一文说是1932年1月15日，还有一说是1932年1月12日……具体时间虽然说法不一，但可确定一个大概时间：1932年中上旬的“一天”（报道组希望通过报道反馈情况能对此时间予以确定）。
行至白土厂门，误入哨门，与驻守日军哨兵相遇。日军开枪，义勇军方面除前头部队死力抵抗外，三千多人一哄而散，到天亮跑出30多公里。次日，由白土厂门传来消息：昨晚全镇只有日军16人！这场遭遇战打死日军6人，跑了10人。义勇军方面有一人腿断了，还是因为跑得太快被挤掉在山沟里跌断的。对初期义勇军组织的混乱、松弛，张永兴是失望的。他说：“这是多么可笑的事！16个日本人吓走3000多人。这样的惨败，还打死了6个日本人。天下的事真是莫测！”
义勇军重整旗鼓，继续向目的地前进。在内蒙古界内一个叫泥拉板的村子，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村内有十几支枪，不让他们过去。双方开火，村子被攻破。有一家死了六口人，而义勇军方面受伤8人，夜宿此村。次晨，继续前行，走不到20里，又遇一村。派人去送信，再三解释“绝不纷扰”，可对方还是不让通过并表示“宁肯战败而死”。他们诉说苦衷：“倘若你们过去，我们这个村子对于联庄会是负不起责任的。”张永兴对此事评价是：“如果这种办法、这种精神能用在一致对付外国人，也真是不可侮的民族武力。”可要强行通过，免不了要重演前一天的悲剧，“应当留着实力对付日本人，何必和自己的同袍争气。”于是，队伍“顾全大体”地回来了。
刚撤回来，日军也来了。一个农民来见高鹏振，急报：在离驻地15里的“金家五台子”来了一个百余人的日本马队，把村子包围了，一场屠杀就要开始！高鹏振立即召集救国军各团营长，选精锐三百，分三路兜剿日军。距“金家五台子”约二里路，他们发现村外一山坡下有七八十匹洋马，且有数名日本兵守望。有性急者先发一枪。守望日军立刻跳上马向村里去报信。80多名日军纷纷跑来，争先上马，为时已晚。此时，救国军已经弹如雨下。日本人能抢上马的极少，有的当时毙命，有的束手就捕。其中有十几个人列成一行，由军官指挥拔刀冲锋，后因迷路被追上打下三四人。落马者眼见无望逃生，均以短兵相战。高鹏振有一名部下，当土匪时报名黑手，他骑马追上日本军官。对方正举枪打他，他跳下马将这名军官摁倒在地，用枪托将其活活打死。
这次战斗时间极短，也就两个小时。救国军缴获机关枪4挺、迫击炮两门、大小枪76支、子弹两车、洋马64匹（其中31匹已死）、钢盔76个，还有呢子大氅、药品等战利品。毙敌73人，内有大尉1名、中尉1名、医官1名。这都是从日军尸体上搜出来名片及军服上的阶级看出来的。救国军也有伤亡，一名很勇猛的营长牺牲，叫刘大用，是高鹏振的外甥；一个连长伤了，叫张大海。
经此战，张永兴总结经验如下：
一、救国军与日军作战获得相当经验，故对日作战之胆量益壮，自信力益强；
二、民间崇拜救国军之心理增高；
三、日本方面对于救国军之重视与畏惧之心增大。日军经此次战败后，将新立屯、彰武县一带，与救国军易发生冲突之军队，均自行撤退（逃走）或因其战略变更之故；
四、沈阳新民方面日军对救国军特别注意，每日必派飞机飞往各处侦察轰炸。各处牺牲者颇多，但救国军未遭损失。
（该文主要情节依据《血战归来》整理）
校勘启事
撰写《国歌墙前出发·寻访沈阳地区义勇军故地》系列报道，报道组所依据史料多是各级文史资料和一些研究者的论著，有些时间、地点等要素缺少严谨的考证，难免有误。而在见证者已多不在世的情况下，考证难度很大。
我们的初心是，想在众多史料中找到最准确的信息。然而，事与愿违，举步维艰。这也让我们明白一点：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校文勘误的过程。故，我们真诚地欢迎知情者和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来“拍砖”，不吝批评，帮我们校勘不准确之处，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力争完成一份沈阳地区义勇军“信史”的整理。
热线电话：13066530601（可加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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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故地·新民
到底是哪个“五台子”？
8月23日访新民金五台子。雨或大或小，下了一天。
报道组先到新民市委组织部，与孟刚、耿义会和，走高速公路直奔金五台子。采访不太顺利，我们几乎被“五台子”给绕蒙了。按史料记载，高老梯举义旗后有两次战役在“五台子”（实际可能更多），一次是1931年11月25日在新民县五台子痛歼日军一个小分队，这个没有多少疑义；另一次就是张永兴写进《血战归来》的“金家五台子庆祝凯旋”，问题就来了——这个“金家五台子”是“金五台子”吗？
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五台子大捷是早期抗日义勇军一场大胜，对研究早期义勇军抗日活动重要。五台子大捷是较早传入关内并被当时媒体关注的义勇军抗日事迹，对全国抗日情绪的培育有重要意义。对高老梯来说，它更重要。锦州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的赵扶民先生收集整理了高鹏振的一首诗：“1931.9.27，义军举战旗。起兵后姚堡，游击战辽西。首战传捷报，五台子杀敌。日寇来报复，全家遭血洗。万贯家财尽，不留犬和鸡。国恨与家仇，永远勿忘记。誓死去抗日，矢志永不渝。”方学斌《铁蹄声声震敌胆——记沈阳抗日绿林豪杰高鹏振》一文也提到内容相似的诗：“被逼上梁山，转眼十星霜；自易枪帜后，来把义勇当。杀敌五台子，全家遭祸殃；誓为义勇死，救国保家乡。”这是张永兴所未提到的细节。两首诗均提到了五台子大捷与家仇国恨。五台子大捷使日军对救国军大为重视，也使其士气和战术修养均有所提升，还对高老梯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捷之后，日军探知到高的老家在朝北营子，闯进高家，放火焚烧了房屋和家产，抓走了高的父亲高品仲，追问高的下落。高品仲受尽酷刑，死于狱中。这便是高鹏振在诗中写到“全家遭血洗”“全家遭祸殃”的缘故。
在金五台子镇，我们与镇委书记张志学、组织委员孙翔宇和金五台子村支书李京宇先开了一次论证会。张志学对本地历史了解较多，看问题既准又严谨。他问金五台子村支书李京宇：“金五台子叫过金家五台子吗？”李京宇答：“历史从没有这样叫过。”后来，李又出去核实，带回的答案还是否定的。报道组还有些侥幸心理：以主要居住人群的姓氏命名地名，在过去是很常见的事儿，光在新民我们就知道有姚家窝堡、宋家窝堡、王三户等，故在当时把金五台子叫成金家五台子也属正常。再者，张永兴非新民本地人，已有把沙岭岗子说成沙里岗子的先例。五台子大捷是早期义勇军的光辉一笔，我们希望战役发生地就是新民境内的金五台子。张志学说：“我也希望（战役发生地）在金五台子，现在看来多数不是。”
在史料和学者论著中，也普遍存在新民五台子和黑山五台子的混淆。遗憾的是，张永兴这位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也留下这样的“疑窦空间”。据张永兴所记，他说的“金家五台子”离白土厂门、新立屯应不算远。而在这些地方附近恰有个“五台子”，只是没有“金”或“金家”这样的前缀。附近也没以“金”字开头的村名。新立屯，现在还有这个地名；而白土厂门已变成今天的白厂门镇。白土厂门，这很绕口的地名很有些历史，起源于清代的一个大工程——柳条边墙，是清政府为保护“龙兴圣地”而修筑的边壕，因壕上栽柳而得名，也叫盛京边墙，全长1000多公里。边墙设有20个衙门，其中白土厂门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新民红岭村采访时，有年长的村民提到“边外”，此“边”便是指柳条边墙。
难道五台子大捷的发生地真的是黑山的五台子？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资料又有些“发现”。
第一条线索是，张永兴在《血战归来》中写五台子大捷前夕向蒙古王公借枪借钱一事时说：“这虽然是顾全大体地回来了，可是不能不说是‘败兴而归’。”这里的“回来了”有些玄机。回哪？多数是他们熟悉的活动区域。这为在金五台子发生战役提供了一种可能。
第二条线索，是在方学斌《铁蹄声声震敌胆——记沈阳抗日绿林豪杰高鹏振》一文中提到：“日军特为此战战死之将士树碑，后来石碑被村民砸毁砌了猪圈。”而在新民境内，确实发生过日军立碑一事。
第三条线索，是在《黑山义勇军征战始末》找到的。该文写五台子大捷时说日军“亡魂丧胆地向新立屯方向逃窜”，而“高鹏振率部尾追不放，追至新立屯火车站，回师宋家窝堡，整队东进”。若如此，“宋家窝堡”便成为一个坐标。宋家窝堡离沙岭岗子（今红岭）不远，也就几里地的距离。而“整队东进”，也符合高老梯所部此后约两个月内的战斗态势，随后发生的梁山镇烧锅屯巷战、王三户驻防休整均在“东进”范围内。
这三条线索仅仅是线索，并不能确定五台子大捷发生地就是金五台子。但，也说明一点：到底是哪个五台子？尚存变数，等待我们进一步求证。报道组近日将到黑山五台子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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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伏桂明、王远、周贤忠 实习记者 张馨予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编辑 许嘉怡
